国产诺尔康和进口耳蜗有什么区别?吃尽千辛万苦,造福全球

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一批头脑灵活的浙江温州人发展个体经济,成为全国第一批在市场经济尝试中先富起来的人。然而随着1982年“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”的展开,有八人以“投机 倒把”罪入狱,史称“八大王”事件。一年后,“八大王”相继平反出狱,有人再度创业,有人远赴他乡。“八大王”之一、“合同大王”李方平则选择研制造福全球的国产人工耳蜗,为此吃尽千辛万苦,但他却说:“与贫穷相比,吃苦算得了什么?”

由于在人工耳蜗领域贡献突出,李方平获得了多项荣誉

“合同大王”再创业 打开“有声世界”

在李方平的眼中,做生意是要靠“闯”的,“钱不会自己走着送到你家里来”。当时做“供销员”时,他就专门闯到犄角旮旯的地县去碰运气。“犄角旮旯的地县,路远又难走,别人懒得去,我的机会就多些”。凭借“乡镇包围城市”的战略,他的业务越做越大。“有一回,柳市一家服装厂做的劳保手套成了滞销品,厂长求我把手套带在身边,看看能不能顺道卖一卖。没想到还真有煤矿厂要买,价钱也公道。”渐渐地,来找李方平代销商品的工厂越来越多,为了方便现场拍板,不少工厂就将空白合同交予他保管,一旦价格合适能立马签约下单。 吃得苦中苦方为“王中王”,由于走到哪儿都随身携带着合同,李方平在柳市被誉为“合同大王”。1979年结婚时,李方平盖起了四层小楼,次年又买了一辆小轿车,成为温州第一批拥有私人轿车的人。1982年,随着“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”的展开,个体经济发达的温州柳市首当其冲,八位私营户纷纷入狱,“合同大王”李方平也被关进了看守所,史称 “八大王”事件。

1983年,中共中央颁布 《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》,“八 大王”获得平反。出狱后,李方平到上海另起炉灶。但由于80年代末的经济秩序整顿,再次被调查。虽然做的是合法生意,也躲过了这场风波,但被“抓怕了”的李方平决定离开中国,最终辗转到加拿大过起“半退休”的生活。上世纪90年代后,改革开放进入“快车道”,“我便动起了回国创业的念头。”失败怕什么再难还能难过当年?2005年,李方平认识了在美国留学的曾凡钢和傅前杰教授,他俩拥有多项人工耳蜗的专利。为了将研究成果带回中国应用,两位教授曾先后找过台湾、香港和内地的投资人,但都因投资金额高、风险大而婉拒了提议。彼时,中国中度听障人士有2780万人。但中国的助听设备应用却不足 5%。“全球仅有三家企业掌握人工耳蜗生产技术。产品定价很高,每套要二三十万元,很多中国家庭负担不起。”李方平坦言,起初他投人工耳蜗项目的理由很简单,“人活一辈子,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”。2006年,李方平成立“诺尔康”,开启了人工耳蜗的研发进程。“我唯一没想到的是,搞科研竟然这么烧钱!”“到2009年年初,公司已经‘烧’掉一个亿了。”为了筹钱,李方平请来了亲戚朋友共同注资。“忐忑肯定有,但我一辈子吃了那么多的苦,什么时候服输过?失败怕什么,再难还能难过当年?”一年后,研发总投入超1.5亿元的国产人工耳蜗终于问世,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生产人工耳蜗的国家。2011年8月19 日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“诺尔康”人工耳蜗进入市场,产品定价为7.8万元。“我们的产品一上市,那些国外企业 能跟着降价,把进口人工耳蜗的价格从 25万元降到了15万元。”如今,越来越多的省份将 “诺尔康”人工耳蜗纳入医保, 这为更多原先被价格挡在康复希望门外的患者,重新打开了 “有声”世界的大门。

李方平年轻时的照片和随身携带的合同与印章

看到烟囱就有工厂 看到山堆就有煤矿

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,李方平拿出了一只颇有些年岁的黑皮箱,里面装满了他的回忆。 “我出生于 1955年,是家里的老大,有四个弟弟妹妹。因为穷,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,每天凌晨起床做米粉干,上午务农,下午还要挑着米粉干出去卖。”作为温州乐清柳市人,彼时李方平身边已有同镇人 “先富起来了”。 “我那时候最羡慕两类人── “抓方向盘”的(开车)和 “拎皮包”的(供销员)。每次回村里,他们的腰包鼓鼓的,里面都是钱。”在计划经济时代,电器产品都由国营工厂生产,有需求的工厂得排队等货;另一方面,随着温州电器市场的发端,柳市的家庭作坊 生产了大量电器,却卖不出去。供需两端的矛盾催生了 “供销员”的出现,他们拿着印有柳市电器产品和价格的目录,走南闯北,向工厂推销柳市电器,以提成的方式赚取 劳务费用。李方平便成了一名“拎皮包”的供销员。“此前, 我从没离开过柳市,就买了一本中国地图,从打着五角星的北京开始往外找,大红点是省会城市,小红点是地县(地 区和县城),然后专门找那些犄角旮旯的地县去碰运气。”抱着 “看 到烟囱就有工厂,看到山堆就有煤矿”的理念,李方平一头扎进了广阔的天地。他回忆道,有一次他在内蒙古接到两个订单,原本想回柳市了,拿起地图一看,他所在的位置离山西不远,便又坐了一夜大巴到两省交界处。 “夜里下着大雪, 大巴走的是山路,好几个拐弯差 点儿冲下山去,现在都心有余悸。”

在浙商博物馆,李方平的合同与印章在展出

白天当老板 晚上睡地板

回顾成长经历,1979年出生的李楚对父亲李方平曾有怨言,小时候他很少能见到父亲。如果说创业为李楚带来了什么,“理解父亲”或许 是其中一项。“人工耳蜗这个项目是我与父亲一起去谈的,父亲跟我说,如果要投,你得留在美国,陪着两位教授一起干。”李楚犹豫了几分钟,作出了 “留下”的决定。 “为了降低成本,第一版人工耳蜗的研发方案是少装几个电极,能听到声音就行 。”但李楚最终决定放弃该方案。“如果质量不行,没有听障人士仅仅为了低价去博一把。”李楚展示了第一代“诺尔康”人工耳蜗,包括一个1 硬币大小的体内机和一个类似蓝牙耳机的体外机 “在体内机里那个薄薄圆片上,有不到1/3根头发丝粗细的电丝,上面焊接了26个电极,这个数量直到今天也走在市场最前端。”创新意味着一切要 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 “从芯片到模具,都得靠一次次的尝试来印证,而每次尝试就意味着又烧掉了几十甚至几百万元。”李楚坦言,研发人工耳蜗的五年是他人生中最辛苦的五年。“测试芯片需要24小时开机让它一直run(运作),大家就轮流打地铺睡在办公室,随时起来监测数据,修复bug (故障)。”“第一位临床试用者是一位退伍老兵。当医生调试完26个电极,让他的爱人与他尝试对话时,老兵一言不发。结果下一秒,我就看到他的爱人一直给他擦眼泪。原来,老兵不是没听到,而是激动地落泪。看到这一幕,在场每一个人都红了眼眶。”

访诺尔康董事长李方平——《大公报》记者俞昼

本文来源: 中华财经快报 文章作者: 佚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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